當我看到漢他病毒的新聞時，直覺想到的不是事件本身，而是兩本書——《瘟疫》與《人鼠之間》。 不是因為它們和新聞內容相似，而是因為這兩本書，長久以來都在處理同一件事：當世界變得不那麼確定，人要如何繼續生活、做出選擇。 📖《瘟疫》：當城市進入非常狀態，人會如何行動 這本書經常在社會動盪時被重新閱讀，但它並不是一本關於疾病的小說。卡繆真正關心的，不是疾病如何蔓延，而是人在非常狀態下，如何做出判斷與行動。 小說中的城市突然被封鎖，人們必須在資訊有限、等待漫長、未來無法預期的情況下生活。書中沒有英雄，也沒有戲劇化的轉折，只有醫師、記者與普通市民，各自承受疲勞、懷疑與挫敗，仍然試著把眼前該做的事完成。 《瘟疫》反覆提出的，並不是「事情什麼時候會結束」，而是另一個更困難的問題：當你知道努力不一定會成功時，是否仍然選擇負責任地行動？ 也正因如此，這本書並不放大恐懼，反而讓人更清楚地看見恐懼是如何形成，又如何一點一點消耗人。真正讓人疲憊的，往往不是災難本身，而是長期的不確定與心理疲勞。那種感覺，其實和許多人在 SARS 或新冠疫情期間所經歷的狀態十分接近。 📖 《人鼠之間》：當世界沒有災難時，為何依然令人窒息 與《瘟疫》不同，《人鼠之間》的世界裡沒有疫情、沒有封城，也沒有突發的公共危機。它描寫的是另一種狀態：即使一切看似正常，人生依然可能一步步被擠壓。 故事背景是美國經濟大蕭條，兩名農場工人帶著一個極其微小的夢想，四處流浪找工作。他們並不試圖改變世界，只希望能有一個穩定、可以預期的生活空間。 然而，結構性的貧窮、身體限制與孤立，讓這樣渺小的願望也顯得脆弱而短暫。這本書篇幅不長，卻在結尾留下極重的重量。 它讓人意識到：非常狀態，並不一定需要由事件觸發，有些人的人生，本身就長期處在臨界點上。 為什麼我會把這兩本書一起推薦 《瘟疫》與《人鼠之間》表面上差異極大：一本書寫集體狀態，一本關注個人處境；一本發生在城市，一本發生在邊緣的農場。 但它們其實都在處理相同的核心問題： 當未來無法預測，人是否仍能維持倫理與責任？ 當努力不一定有效，行動是否仍然有意義？ 在不安與無力之中，人要如何繼續生活？ 這兩本書都沒有提供安慰性的答案，卻給出了一個重要的提醒：在不確定之中，要保持清醒。 新聞會退燒，漢他病毒事件最終也會被處理。但人類在面對不確定時產生的不安，並不會因此消失。 有些書之所以能在不同年代反覆被閱讀，正是因為它們處理的不是特定事件，而是結構性的處境。在感覺世界不再那麼穩定的時刻，重新讀《瘟疫》與《人鼠之間》，不是為了放大現實，而是提醒自己：我們正在經歷的感受，並非孤立，也早已被深刻地思考過。

巴黎，又被神偷震撼了。 10月19日清晨，羅浮宮的「阿波羅長廊」發生離奇竊案——四名蒙面歹徒趁施工空檔潛入館內，只花了七分鐘，便以電鋸破壞展示櫃、劫走九件法國王室珠寶。那頂鑲滿2,456顆寶石的歐仁妮皇后王冠，在逃竄時不幸摔成碎片，閃閃發光的殘骸散落一地。能犯下這種驚天地、泣鬼神的大案件，讓整個法國文化部緊急封館調查的神秘人物——若是在小說世界裡，非「亞森羅蘋」莫屬。只不過，以他那優雅、瀟灑又講究完美收尾的作風來說，應該不會犯下「把贓物摔碎」這種低級錯誤吧。 — 這位讓全歐洲警方頭疼的傳奇怪盜，1905年誕生於莫里斯・盧布朗的筆下。他能化身貴族、假扮警探、潛入王宮與博物館，專門偷取那些「不該屬於誰」的寶物。在他手中，偷竊不只是犯罪，更是一場精準的戲劇，一種對權力與階級的反諷。他偷珠寶，也偷回被社會奪走的尊嚴與自由。盧布朗筆下的《亞森羅蘋》橫跨三十部作品，從〈怪盜亞森羅蘋〉、〈水晶塞子〉、〈813〉到〈虎牙〉，構築出法國文學中最具魅力的「犯罪美學」。羅蘋是怪盜，也是藝術家；是叛逆者，也是詩人。他用智慧挑戰秩序，用幽默對抗腐敗，在黑暗與光明之間，活成一則優雅的寓言。對許多讀者而言，亞森羅蘋不只是經典小說角色，更是青春記憶裡的一抹光。他不像福爾摩斯那樣冷峻，也不像現代英雄那樣高喊信條，而是以風度與機智為武器，在不公的世界裡尋找自我伸張的方式。那種「在秩序外維持正義」的精神，至今仍讓人著迷。當社會階級與權力結構一再重演，亞森羅蘋的身影總會被重新召喚。無論是Netflix劇集《亞森羅蘋》中化身為現代義賊的黑人男子，或這次羅浮宮搶案裡讓人浮想聯翩的神秘歹徒，都提醒我們：我們始終渴望那個能打破規則、偷回一點正義的幽影。 — 《亞森羅蘋》不只是冒險與推理的再現，更是一場對「自由」與「想像力」的召喚。當他再次戴上高禮帽、微笑著消失在夜色之中，我們讀到的，其實是人類永恆的渴望——希望有個人，能在我們無力伸張的時候，替這個世界動手。 書封來源：博客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