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台北鬧起一場嚴重的「安鼠之亂」，從萬華暗巷到信義區餐飲街，城市裡的鼠輩多到驚人。傳統投放毒餌雖然簡單，但寵物或野生動物誤食中毒的風險太高，即便是中毒死亡的老鼠屍體，也會造成十分嚴重的生態環境威脅，實在不是什麼高明的招數。其實，根據研究喬治．歐威爾《動物農莊》後的深刻體悟，要解決這件事，最一勞永逸且符合社會演進邏輯的方法是： 意識形態分化。 計畫第一步，得先捕捉兩隻有領袖氣質的老鼠。 不需要任何肉體的折磨，而是進行思想訓練。第一隻訓練成堅定的基層激進派，讓牠深信「四條腿好，兩條腿壞」的原始教義，主張所有廚餘都該收歸公有、絕對平均分配，實現真正的鼠鼠平等；第二隻則灌輸權力鬥爭與政治厚黑學，學習如何利用階級金字塔與分贓制度來壟斷街頭資源。當這兩隻帶著不同意識形態的老鼠被送回下水道，牠們會迅速建立起截然不同的黨派。一邊宣揚「老鼠共和國」的平等理想，另一邊則暗中培養親信，準備在奪權後霸佔熱炒店的冰箱。原本只想溫飽的鼠群，很快就會因為對「誰才是真正為了老鼠好」的分歧，爆發一場史詩級的政黨協商與口水戰。接下來，這場下水道的衝突大約會持續幾天。當兩個黨派為了爭奪熱炒店後巷廚餘桶的支配權利而爭吵，甚至開始互相清算對方是「人類的走狗」時，老鼠社會將會因為嚴重的內耗與派系鬥爭而徹底崩潰。 最終鼠患解決了，而且最讓人欣慰的是，牠們並非死於化學藥劑，而是為了自己堅信的「真理」光榮犧牲。不過，執行這項社會工程有個絕對禁忌。請大家記住，千萬不要在圖書館吃東西。一旦掉落的餅乾屑引來老鼠，牠們會在那裡開始接觸書本、學會閱讀。 牠們會體悟到「知識就是力量」，一旦牠們掌握這種意識形態操弄，學會像人類一樣穿上西裝、用兩條腿走路並舉起酒杯時，牠們就不會再滿足於廚餘桶，而是會蠶食人類制度，完成統治世界的宏圖。請記得走進圖書館前放下手中的雞排珍奶。 因為食物殘渣會引來老鼠，老鼠會在圖書館學習知識，考上大學、考上研究所、寫論文，接著取代人類。 書封來源：博客來

我在讀《黃房子》的時候，心裡一直有個聲音很吵。它反覆問著同一個問題：如果是我，在那個年紀、那樣的環境裡，我真的會做得比較好嗎？ 故事本身其實不複雜。十七歲的夏天，三個離家出走的女孩，在東京住進一棟老房子，和年長她們二十歲的女人一起生活。沒有正式工作、沒有身分，也沒有退路，只能自己想辦法撐下去。 她們一起住、一起賺錢、一起過日子，把彼此當成家人。也相信一些很小的東西能改變他們的困境，例如：換個顏色也許能轉運，只要大家站在一起，就不會那麼可怕。 《黃房子》真正讓人害怕的地方在於，你會慢慢發現，事情往往不是突然失控的。而是一次次撐一下、一次次退一步，在不知不覺中，把人推到回不了頭的位置就像某些真實的人生一樣。 這本書寫的，是現實如何一點一點改變人，也寫人在壓力之下，如何開始合理化那些原本不想做的事。 所以你很難選邊站。要怪她們，好像太殘忍；要原諒，又覺得哪裡說不出口。 讀完之後留下來的，是一種很安靜、卻揮之不去的感覺。因為有些選擇，並非出於本意，而是當你什麼都沒有的時候，你也真的無從選擇。 🎯 推薦給 喜歡黑色小說、社會寫實、犯罪邊緣故事的讀者 讀小說時，會一直問自己「如果是我，會怎麼選？」的人 對女性處境、階級與現實壓力有感，而不只想看情節刺激 能接受故事不給出口、不負責安慰，但很誠實 讀完後，願意讓那種不舒服的感覺多留一會兒的人 書封來源:博客來

當年，他的臉出現在大銀幕上時，全世界為之一震。陽光照亮他膝窩的弧度，他奔跑在海灘上，眼神如神祇，也如獵物。如今，他離開了這個世界，享壽七十。瑞典演員 Björn Andrésen 曾被冠以「世界第一美少年」的稱號。而他在《魂斷威尼斯》中扮演的塔吉奧，並不只是一個角色，更是一場跨越世代的集體幻象——一場足以摧毀真實自我的凝視。 — 我第一次讀《魂斷威尼斯》，是在一個黏膩的夏日下午。外頭陽光毒辣，書頁卻靜得像一灘死水。故事幾乎沒有情節：一位德國中年作家，在瘟疫蔓延的威尼斯，遇見一名美得無可挑剔的金髮少年，從此失控。他什麼也沒做，只是看，只是愈來愈深地看。 那本書，就像一封從未寄出的情書，也像一場緩慢而致命的夢魘。你永遠搞不清楚，那是愛，還是毀滅的開端？ 這週，當 Björn Andrésen 的訃聞傳來，我又重新翻開那本小說。才發現，那位在電影裡幾乎無言、潔白得像神話雕像的少年，現實人生比小說更殘忍。他十五歲時被導演維斯康提「選中」，在萬中選一的美貌之中，成為最接近「絕對之美」的存在。那場所謂的試鏡，其實是一場剝奪。他被要求脫下衣服、轉身、微笑，鏡頭面前的他，不再是孩子，而是商品。《魂斷威尼斯》成為影史經典，他的臉成為美的代名詞。而他自己，卻從未真正被看見。 — 托瑪斯・曼筆下的阿申巴赫，是一位壓抑、克制的作家。他在威尼斯遇見塔吉奧，如同破堤的水，崩潰無聲。他染髮、抹粉，只為靠近那位少年，哪怕只是視線所及。他追逐的不是肉體，而是「美的極限」——是那種不可能實現、只能遠觀的光芒。正如他最後倒下那一幕：少年站在海邊，手指太陽，他看著他，然後死去。電影結束，凝視沒有。 多年後我看了紀錄片《世界第一美少年》，才知道 Björn 怎麼活過那場青春的審判。他曾說：「我每天都在祈禱這張臉趕快老、趕快醜，讓我可以不被認出，終於能夠過自己的生活。」這句話，我一直記到現在。我們總以為「被看見」是一種幸福，卻忘了，那些被看見的人，是否有選擇的權利？美麗，如果不被允許擁有聲音，那它就不是祝福，而是詛咒。 — 《魂斷威尼斯》是一部關於凝視的小說，也是關於崇拜、壓抑與自我迷失的小說。這個故事橫跨百年，從托瑪斯・曼的文字，到維斯康提的鏡頭，再到 Björn 的一生——他不是角色，他是代價。而我們作為讀者、觀眾，也該在這段歷史裡停下來問問自己：我們凝視的，是誰？我們迷戀的，是什麼？那些我們稱之為「美」的東西，是否也曾傷害過某個活生生的人？ 書封來源：博客來

圖文來自：《一九八四》譯後記：譯所當譯，愛所當愛——《一九八四》譯後重思 原以為，交稿後的《一九八四》就像乘載某段陰暗歲月的日記本，已經闔上書封，束之高閣，再也與我無關了。 豈知前陣子到牙醫診所洗牙，躺在診療椅上任人宰割的我，無助地盯著面前那盞慘白的映照燈，竟冷不防地回憶起敦愛部牢房裡的駭人情景。當我緊閉雙眼、放棄抵抗，忍受冰冷的器械在齒間鑽進鑽出還摳出了滿口鮮血，腦海中竟浮現歐布萊恩的模樣，想到他將已經被折磨得不成人形的溫斯頓叫下床，然後兩指往他的口中一捏，硬生生將他搖搖欲墜的牙齒連根拔除……如果換作是我，我能承受得住嗎？ 原來《一九八四》已經深深烙印在我的記憶深處，彷彿某種無以名狀的創傷沈潛在意識的邊界，在這種脆弱惶恐的時候猛然跳出來踹我一腳。我不禁想到歐布萊恩與溫斯頓在審問室裡那段令人戰慄的對話，也想起初次讀到時直透內心的震撼，那隱藏在字裡行間的恐怖真實得令人喘不過氣。歐布萊恩口中黨的「理想未來」——那個踐踏人也被人踩在腳下的世界，那個親子反目、人無互信、男女無愛的世界，那個除了對黨的忠誠以外別無所忠、除了對老大哥的愛慕以外別無所愛、除了在戰勝的敵人面前歡喜誇勝之外別無歡笑的世界——是如此殘酷卻又如此真實，《一九八四》出版至今已過七十餘載，歐威爾筆下那地獄般的景象非但沒有隨著歷史的進程漸漸淡去，反而朝你我步步進逼。一打開屬於我們這個時代的電傳幕，黨那幾句言簡意「駭」的口號便在眼前活生生上演，讓人坐立難安，不寒而慄，甚至懷疑自己是否真住在那個「二加二等於五」的癲狂世界： 戰爭即和平自由即奴役無知即力量 身為讀者，我沉醉於原作的拳拳到肉、刀刀見血，也很享受歐威爾看似平凡無奇的字詞轟然炸出火箭彈般的威力；身為譯者，我則渴望讓中文讀者真切地感受到與我相同的震撼，將招呼在我身上的一拳拳、一刀刀如數轉嫁至讀者身上，即便橫渡了語言與文化的重洋，上勾拳變成了八卦掌，西洋劍換成了大砍刀，也期望能以一樣的力道打在每位讀者的心坎，以相同的狠勁砍中每位看官的要害。 話雖如此，譯者的身分仍使我受所謂「忠於原文」的責任感或說職業操守管束，更何況出版社可是將《一九八四》託付給我啊！最初著手翻譯時可真是誠惶誠恐、如履薄冰，深怕一不留神就干犯了這部傳世經典——每個埋首趕稿的深夜，我的背脊彷彿都能感受到歐威爾他老大哥懾人心魄的眼眸。若說翻譯是戴著腳鐐跳舞，我在翻譯本書的過程中便是在「忠於原文」的束縛之下盡可能跳得賣力、跳得張狂，深怕受限枷鎖而放不開手腳，沒能跳出歐威爾的驚世舞步。從字句的層面來看，我重視歸化甚於異化，期能以本世代中文讀者所處的語言與文化環境為本位，重現原作讀者初讀這部作品的感受。 本著此一追求，我在翻譯時會特別注意字詞背後蘊含的語氣與力道，必要時不畏增添在原文中未必找得到直接對應的字詞，以傳達蘊藏在原文字意之外的情緒，例如將proles譯為「無產仔」，除了傳達proletariat無產階級的字義，也譯出溫斯頓在故事前半對此階級的不屑之情；抑或在歐布萊恩要摧毀溫斯頓的一切希望，在審問室中用話語battered Winston into helplessness時，不只譯出helplessness的無助，還額外添補了「墜入深淵」的意向，譯為「……重擊溫斯頓，使他墜入了無助的深淵」，藉以表達出原文用字隱含的情緒，傳遞溫斯頓完全處於被動、比無助更無助的感受。到了故事的尾聲，已經說服自己一心愛黨的溫斯頓如此形容他眼中的老大哥：「君臨天下、支配世界的巨人！穩若泰山的磐石，密密麻麻的亞洲鬼子前仆後繼地把自己撞得粉身碎骨，也撼動不了他分毫！（The colossus that bestrode the world! The rock against which the hordes of Asia dashed themselves in vain!）」這句原文讀來氣勢磅礡，我認為單單按照字面意思翻譯的力道稍嫌不足，因此選擇以符合中文習慣的方式，傳達出此時溫斯頓對老大哥的無比景仰以及對黨的敵人的憎恨蔑視。 翻譯角色人物的對話時，文字背後的情緒與感受更顯重要。歐布萊恩以酷刑強逼溫斯頓去質疑自己的雙眼所見、逼他否認客觀現實的存在時，已經被折磨得瀕臨崩潰的溫斯頓嚎啕大哭，無助地表示人怎麼可能決定自己的眼睛看見什麼。在這種情緒下，“Two and two are four”這句數學公式般單純的一句話，就成了「（我怎麼能決定眼睛看見什麼東西？）二加二就是等於四啊」這句絕望的吶喊。 此外，譯文的可讀性也是我翻譯本書的一大追求，從不同角色說話的特色，到黨舉辦的各種活動名稱，到歌曲、文章、日記、對話等不同文體的呈現，我都努力追求譯文的流暢易讀，並且儘量貼近中文最自然的使用習慣，期能讓讀者身歷其境，彷彿書中描繪的事物就在真實世界上演。 歐布萊恩說，未來的模樣就是一隻軍靴不停踐踏一個人的臉。我很清楚自己的翻譯一定還有無數不盡人意的地方，但我已經竭盡所能地對著各位讀者的臉用力踐踏了。誠願歐威爾刻畫的恐怖景象不要化為現實，反而成為我們這個世代的一記當頭棒喝，在仇恨蒙蔽理智、利益泯滅良心、立場模糊真相的今日，提醒我們務要尋回起初的愛。當世界以各種手段威逼利誘，要我們遺忘愛的本能；就算我們被擊倒在地，一次又一次地被人踐踏，願我們也能一次又一次地挺身站起，勇敢地相信真理，相信我們能愛並且也放膽去愛，相信愛是永不止息。

圖文來自：《一九八四》編輯室報告：離我們越來越近的《一九八四》 《一九八四》一書自出版至今，在臺灣至少有十種以上的譯介版本。這本喬治．歐威爾於一九四八年開始構思創作，於一九四九年正式出版的經典反烏托邦小說，如今已經成為某種教科書等級的獨裁社會範本，並且創造出許多世界通行的標語如「二加二等於五」、「老大哥看著你」，以及「戰爭即和平，自由即奴役，無知即力量」。 延續二○二○年出版的《美麗新世界》，逗點出版於二○二四年出版《一九八四》電子書版本，並於一年後推出實體文庫本。在赫胥黎的《美麗新世界》中，政府用娛樂、享福等方式讓人民停止思考；在《一九八四》中，歐威爾則用監控、酷刑令人們只能以黨允許的方式思考——這兩種宰制群眾的方式，距離台灣人近在咫尺，僅僅相隔一道臺灣海峽。 在當下時空中翻譯《一九八四》也並非易事。新譯本的目的並非與過往的臺灣譯本一較高下，而是要賦予作品在當下時空環境裡閱讀的意義。為此，編輯室與譯者進行了許多努力。例如，在委外校對的過程中，校對者發現譯文中存在些許「中國用語」，像是把「maintained law and order」譯成「維穩」，或是將「block」譯為「小區」，於是建議我們將其修改成符合臺灣語境的詞彙；然而，對照現實的種種局勢，我們認為在《一九八四》裡使用中國用語，具有一種「裡應外合」般的諷刺感，恰恰說明了中國社會的反烏托邦意圖與性質，因此決定保留這樣的譯法。 此外，有些譯詞展現了創新的思考，但也有因故輾轉回到原樣的內容。「double think」在過往的譯本中多翻成「雙想」（雙重思想），在此則譯為「重思」，譯者向編輯室說明，在簡稱上選擇「重」而非「雙」，是希望表達「重疊」的意思；不只是兩種思想並存，而是矛盾的思想疊合在一起，或許更能傳達「double think」的含義。然而像是「真理部」（the Ministry of Truth）的翻譯，譯者原本翻成「真相部」，看起來的確更貼合原意，但經過校對者的考證，過往譯為「真理部」，其實典出真實存在於蘇聯時期的《真理報》（Пра́вда / Pravda / Truth）；由此看來，譯為「真理部」反而更符合故事想要傳達的現實指涉。 作為一介凡人，我在編輯此書的後半時痛苦不已，甚至開始想像如果是自己被抓進「一○一號室」，會受到什麼樣的對待，又有沒有可能挺得過去？現實中，那些被關在新疆、圖博集中營的人們是否也過著同樣的生活？如果有那麼不幸的一天，臺灣人是否也有可能面對同樣的遭遇？ 雖說時間上，「一九八四」離我們越來越遠，但在空間上，《一九八四》或許已經離我們越來越近。

圖文來自：逗點文創結社 /《一九八四》導讀：脈絡中的《一九八四》 台灣社會對經典之作《一九八四》並不陌生。這本政治寓言小說歷久彌新，不因現實中的一九八四年過去而過時，其中所描繪的反烏托邦情節，在當代仍然經常引起共鳴。 逗點文創結社與台大翻譯所合作推出新譯本，不只詞彙、句法用心融入當代台灣的語境，讀來極為流暢，對歐威爾精心打造的思想體系及語彙概念的翻譯，也相當到位，能更深入思考作者在情節安排上的前後呼應。新讀者能夠順暢地感受經典，也適合推薦給非初次接觸本作的老朋友，細品本書之於當代的意涵。 簡單回顧《一九八四》在台灣的譯介歷程，可說與每個階段的政治情勢、社會氛圍有相當直接的連動1。據學者研究，在原文出版（一九四九年六月八日）未滿一年時，一九五〇年的台灣就有了「搶先看」原作第一部節譯本（王鶴儀譯，華國出版）；一九五三年出版的紐先鍾譯本，原為供中廣廣播之用，再經曾虛白推薦，才由大中國圖書公司出版。曾虛白是當時黨國重要的宣傳官僚，不但是國民黨的中央改造委員，也兼任中廣副總經理、中央社社長2。他更親自為該譯本作序，明確定位《一九八四》為「反共文學」先鋒。一九六七年，萬象文庫以萬仞為筆名，再次出版紐先鍾譯本；一九七四年，黎明出版的彭邦楨譯本，其實與紐先鍾譯本大多雷同，幾乎等於再版。這個階段的譯本，皆強調本書的反共性質，譯介出版甚至帶有官方宣傳色彩。然而，察其譯文與原書比對，多有改寫或刪節、省略之處。何以致之？ 當時主政的國民黨雖自稱「自由中國」，但一部標舉自由民主人權價值的《中華民國憲法》，事實上被戒嚴、動員勘亂的戰時體制架空，以反共抗俄的戰爭之名，行極權統治之實，與《一九八四》書中所述極為相似；而書中思想警察與言論審查（乃至於自我審查）的情節，也與現實中的白色恐怖氛圍、情治機關手段若合符節。本書雖被當作反共宣傳利器而受黨國所推崇，但對極權政體的露骨描寫，仍不免有諸多必須調整的隱諱之處。反極權的思想，一但逸脫反共的框架，便不再為當局所容，修改後的譯本也模糊了原作的本來面目。 相對的，同樣在一九七四年由桂冠出版的邱素慧譯本，雖然掛名譯者的確切身分成謎，但譯本除了大致能夠忠實地照譯原文外，還特別在時隔二十餘年後，轉載了已被黨國迫害、不幸病逝的殷海光教授，一九五一年刊載於《自由中國》的評介。這個試探步，可說是當時政治情勢變遷的先聲，才讓本書在台灣初步走出反共文學框架。 嗣後，隨著台灣逐步民主化，各種譯本不斷推出。例如一九八四年，由皇冠出版的香港譯者劉紹銘版本，是台灣首次包括書末附錄的新語語法均有譯出的全譯本。另外，印刻在邱素慧譯本的基礎上，由張靖之補完的新譯本，則是特意選在原書出版六十年後的二〇〇九年六月八日出版，號稱是一甲子以來，台灣第一個正式獲得授權出版的譯本。 隨著冷戰結束、鐵幕瓦解，《一九八四》已走出反共文學窠臼，社會對書中情節共感的對象，也從政治理念上的反極權，轉移到書中所描繪無孔不入的監控科技。 歐威爾的預言，雖然未在現實中的一九八四年成真，但是隨著影像監控日益普及、網際網路從有線走入無線、人人手上都有智慧型手機，加上社群媒體與大數據時代來臨，在在讓人對歐威爾筆下無所不在的監視，與伴隨而來的思想控制，產生愈來愈強的既視感。近來，許多對本書的導讀或引述，都將前述各種科技應用的新發展，以及書中的電傳幕、各種監控技術做類比，藉以示警這些日新月異的科技，將如何威脅當代個人的隱私與自由。 這是將《一九八四》從反極權的政治寓言讀回了科幻預言，在這樣的類比下，此刻的我們，正生活在比過去任何一個時代更龐大的觀測之下，似乎應該感到更加不安。「老大哥看著你」的重點，從「老大哥」轉移到了「看著你」。彷彿是這些科技本身，而非政治思想才是極權的來源，任何對這些科技的推動與應用，都應該懷疑、警覺甚至反對並阻止，尤其是當公權力試圖應用或介入這些科技時，像是台灣社會對數位身分證的疑慮，科技偵查法草案、數位中介服務法草案的立法爭議等，可說都是這份警覺的具體例證。 但是，我們不該忘記《一九八四》最重要的核心主題，終究是對極權體制的反思。書中對監控科技與文化產製的描寫，雖然現在看起來像辛普森家庭式的預言，但實際上，只是為了呈現在故事中，如何做到全盤控制思想的文學想像。歐威爾自己可能也不曾想到，當故事的主角溫斯頓還沒滿八十歲（一九八四年時他三十九歲），當代的監控科技早已追上、甚至超越當年的虛構，而且仍在持續進步。但書中的極權政體之所繫，其實並非立基於科技發展，而是來自對純粹權力的狂熱與集體信仰。 小說開頭，溫斯頓寫下疑問：「我明白他們如何做到，卻不懂他們為何要做？」在故事尾聲，由歐布萊恩以絕不偽善的方式回答：「黨會尋求權力完完全全是為了自己……我們很清楚沒有任何人是以放棄權力為目的來爭奪權力的。權力不是途徑，而是目的。世上沒有為了守護革命運動的成果所以建立獨裁政權這種事，只有為了建立獨裁政權才發起革命。迫害的目的就是迫害。折磨的目的就是折磨。權力的目的就是權力。」 為此，必須堅持老大哥無所不能、黨永遠是對的，當與事實脫節時，就運用權力規訓記憶，修改所有人的心靈（重思！），甚至包括從此二加二等於五。科技在這套體制扮演的角色，只是其中一環，極權政體也未必追求科技的持續發展。統治者小心翼翼確保的，是科技只能用在維護自己權力的面向上，甚至小說中也提到，過剩的生產力，必須在永續戰爭中消耗掉，以免威脅到老大哥。 是以，我們必須時時刻刻警醒的，並不能粗糙地化約為反科技，也不僅僅只是監控科技帶來的隱私及資安風險。科技會帶來什麼樣的影響，端看人類如何運用它。社群平台可以是一呼百應串連對抗當權者的利器，也可能在牆國成為當權者強而有力的監控工具。「老大哥」可能是傳統意義上的政治獨裁者，也可能是跨國資本；可以是具體的個人，或是像英社黨那樣的集體極權。面對科技運作的議題，應該要細察科技運用的監理與背後的權力關係，是否仍在民主與法治原則的制衡之下，針對制度安排有更細緻的討論與行動，不讓單一的「老大哥」專斷掌控。我們或許需要科技，但永遠不需要「老大哥」。 作者簡介： 黃世杰，桃園客家人。曾任職於中研院法律所、桃園市政府，第十屆立法委員，現為法務部政務次長。 注： 1.參考蔡昀汝。〈譯者的知識份子角色──以喬治歐威爾《一九八四》譯本探討政治背景對翻譯之影響〉。碩士論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翻譯研究所，二〇〇七。李明哲。〈從歐威爾《一九八四》中譯本看政治意識形態對文學翻譯的影響〉。碩士論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翻譯研究所，二〇一〇。以及Shan, Te-hsing. “The Reception of George Orwell in Taiwan.” Concentric：Literary and Cultural Studies 40 (2014): 97-125. 2.林果顯 。〈來臺後曾虛白的宣傳工作與理念(1949~1994)〉。《國史館館刊》39 (2014) :117-157。

圖文來自：逗點文創結社 /《動物農莊》喬治．歐威爾創作背景導讀：書寫暴政的人 本名艾瑞克．布萊爾（Eric Blair）的喬治．歐威爾（George Orwell），一九○三年出生於英屬印度的孟加拉管轄區。他的祖父是英印軍的軍官，父親是印度總督府的基層公務員，母親則來自在緬甸經營茶葉種植的法國家族。這樣的「全球化」家庭背景，反映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西方殖民主義擴張的縮影。 歐威爾未滿一歲便隨母親和姊姊返回英國牛津 ，八歲時被送往寄宿學校，從此與家庭關係逐漸疏離，尤其與父親更少有接觸。在歐威爾眼中，父親僅是個頑固老人。有學者認為，這種與父親的疏離，成為他日後質疑權威的源頭。但比起這種心理分析解釋，他在寄宿學校的慘痛經歷或許影響更為深遠。 歐威爾形容自己的學校生活是「充滿暴力、欺瞞和祕密的世界」。以獎助生身分入學的歐威爾，背負沉重的升學壓力，不僅遭受嚴厲的體罰，還被逼著考進名校，甚至一度因恐懼而尿床。相比之下，那些富家子弟無論表現如何，都不會受到懲戒。這段寄宿學校的經驗，讓年少的歐威爾深刻體會權威的壓迫與不公。 後來歐威爾順利考入名校伊頓公學，但在十九歲畢業時，他毅然放棄升讀大學的菁英之路，選擇前往緬甸擔任殖民地警察。一九二○年代在殖民地的執法經驗，讓他親眼目睹殖民者對待當地人民的殘暴和苛刻。服務五年後，他辭去這份穩定的公職，投身寫作。一九三四年，他發表第一部小說《緬甸歲月》（Burmese Days），詳盡描繪殖民地的不公不義，並和同時代許多有志青年一樣，懷抱扶弱濟貧的左翼理想。 歐威爾的轉變 正如史家艾瑞克．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所言，二十世紀是「極端的年代」（The Age of Extremes）。當十九世紀的帝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戰火中逐漸衰落，左右意識型態的激烈對立貫穿了整個時代。一九一七年，列寧（Lenin）領導的十月革命推翻了俄羅斯帝國，並在內戰中建立了蘇聯，象徵共產主義的勝利。隨後，一九三○年代右翼納粹德國崛起、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五年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及戰後美蘇對峙的冷戰局面，無不反映出左右陣營衝突的深遠影響，其餘波甚至影響至今。 歐威爾雖是作家，卻從來不是那種只待在書房埋首寫作的創作者。一九三六年西班牙內戰爆發，西班牙左翼政府面對佛朗哥率領的右翼叛軍挑戰，許多懷抱左派理想的青年紛紛前往西班牙參戰，支持共和政府。新婚僅一個月的歐威爾，也立刻動身前往西班牙，加入馬克思主義統一工人黨（POUM），並親赴前線作戰。他甚至在戰場上遭到狙擊，險些喪命。 然而，真正打擊歐威爾的不是肉體的傷勢，而是在戰爭期間親眼目睹共和軍的內鬥，不同派系之間彼此攻訐，手段惡劣，對內清洗的力度甚至超過了與法西斯軍隊的對抗。身心重創的歐威爾和妻子僥倖逃回英國，這短短七個月徹底改變了他，促使他完成了紀實作品《向加泰隆尼亞致敬》（Homage to Catalonia）。在書中，歐威爾敏銳地察覺史達林（Joseph Stalin）掌權的共黨陣營，已不再是社會主義的烏托邦，而是和法西斯政權如出一轍的極權體制。正如學者所指出，經過西班牙內戰的洗禮，歐威爾成為極權主義最嚴厲的批判者，進而完成了《動物農莊》和《一九八四》這兩部曠世巨作。 對極權的批判 在二戰尾聲，作為民主熱切的擁抱者，歐威爾眼見二戰戰火導致極權被視為不得不然的合理選擇，讓他深感不安，意識到極權體制很可能席捲戰後世界，《動物農莊》和《一九八四》就是他替世人敲響的警鐘。在兩部小說之間，他撰寫了短文〈我為何寫作〉，其中語氣激昂地指出，他筆下的每一行文字，都是對極權主義直接或間接的挑戰，同時也是對民主的呼籲。他認為，生於動盪不安的時代，寫作者無法迴避政治議題，在不損藝術性和知識深度的前提下，應以寫作揭穿謊言，讓世人留意真相。 《動物農莊》的寓言，可視為上述宣言的具體實踐。在寫作上，歐威爾繼承十九世紀以來英國文學將動物擬人化的書寫傳統，藉由描繪一群農場動物推翻人類主人，結果反而被豬奴役的故事，不僅諷刺史達林的獨裁，並揭示革命的狂熱終究是如何走向獨裁。當農莊革命時立下的戒律，最終被篡改為「所有動物一律平等，但有些動物比其他動物更平等」，這句話便成為對史達林獨裁統治的犀利嘲諷，也對任何形式的革命狂熱與偶像崇拜提出深刻反省，更是向世間獨裁者的虛妄與邪惡發出警告。 他強調，不論動機看似多麼高尚與良善，都不應以罪惡的手段進行：「假如你鼓勵極權手段，終有一天這些手段可能會反過來對付你。當未審即監禁法西斯分子變成常態，這個手段或許不會止於對付法西斯分子。」唯有回歸並堅持自由的本質才是解方，尊重並傾聽每一個不同的意見，讓每個小我獲得應有的發聲權利，才能建立健康的共同體。絕非盲目、忠誠地服從某個領袖，賦予其無限權力，自願為奴。 如果《動物農莊》是以蘇聯為藍本的諷刺寓言，《一九八四》便是歐威爾對戰後極權主義擴散的全面批判。 在這部反烏托邦小說裡，歐威爾構築了一個極權統治下的國家，利用這樣的舞台，他將極權統治的手法一一剖析。「老大哥」領導的黨控制了整個社會，藉由思想警察對個人進行無所不在的監控，並利用「真理部」不斷改寫與定義事實，寫下官方版本的真相或歷史，作為思想的宣傳和洗腦，讓人們將「老大哥」當作信仰般地盲從與崇拜。 書中充滿對於極權統治的洞見，反映出歐威爾對政治現實的敏銳。他意識到極權統治，絕非只限於納粹德國或史達林蘇聯，不是行將走入歷史，一時一地的特殊個案，而是在冷戰框架下，蠢蠢欲動的洶湧暗潮。在他可預見的未來，世界各地的大小獨裁者，都將不斷地複製、運用極權的手段，取得權力，控制人民。這些邪惡亦將逐漸擴散，腐化扭曲民主的陣營。因為極權的核心本質就是全面控制，讓己身的權力可以無限擴張，無法容忍世間有允許人們自由發聲和思考的價值體系存在。 《一九八四》最令人震撼的敘說，或許是那「二加二等於五」的隱喻，老大哥不僅塑造真實，並且逼著人們相信，這是極權內在必然的邏輯，他們必須否定世界上一切常識的認知，「要你否認雙眼看見、雙耳聽聞的一切證據」，只求自身權力的延續與膨脹。更可怕的是，當權力無孔不入地介入人的生活，一切都呈現混淆與模糊的狀態，不知不覺，我們失去了反駁獨裁者教條的勇氣與能力。「自由就是能說二加二等於四的自由」，書中這句話看似簡單，卻道盡了極權統治的恐怖，以及人身為人必須死守的基本底線。 這或許也是以小說家之姿對抗極權的歐威爾，一生的自我期許，和《動物農莊》初版序言裡那句：「假如自由代表著什麼，那就是有著說出人們他們不願聽到的話的權利。」遙相呼應。 如同那首今日已然變調，甚至無法再被傳唱的歌曲：「從來就沒有什麼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創造人類的幸福，全靠我們自己！」唯有每個人都獲得尊重和保障，社會才能有美好的前景。無知從來不會帶來力量，自由不應建立在奴役之上，和平從來不是對獨裁者的屈服，而是對權力永無休止的監督與抗爭。 一九五○年，歐威爾因肺病去世。冷戰與後冷戰的世界，極權的獨裁者依舊於世間橫行，吞噬著無數的靈魂，無所不用其極地破壞民主。歐威爾留下的警世之聲，彷彿成為一個悲痛的預言，等待後人去傾聽、理解與實踐，那屬於自由的真諦。 參考書目 • 喬治．歐威爾（George Orwell）著，黎湛平譯，《向加泰隆尼亞致敬》（Homage to Catalonia），台北：貓頭鷹出版社，二○二二。 • 喬治．歐威爾（George Orwell）著，張弘瑜譯，《我為何寫作》（Why I Write），台北：五南出版社，二○二二。 • 湯瑪斯．瑞克斯（Thomas E. Ricks）著，洪慧芳譯，《邱吉爾與歐威爾》（Churchill and Orwell: The Fight for Freedom），台北：麥田出版社，二○一九。 • 艾瑪．拉金（Emma Larkin）著，黃煜文譯，《在緬甸尋找喬治．歐威爾》（Finding George Orwell in Burma），台北：衛城出版社，二○二一。

圖文來自：逗點文創結社 /《動物農莊》譯後記：我們沒有悲觀的本錢 朋友聽到我在翻譯《動物農莊》時多半會露出不置可否的表情：這本書不是有很多譯本了嗎？不是經典嗎，為什麼要重譯？有必要讀嗎？一開始我不知道如何回答，喬治．歐威爾和他最有名的兩本書已經變成某種神話，你不用讀過好像也能侃侃而談（例如「老大哥在看著你」）。 現在我可以回答了。因為這本書比許多當代文學還要當代、還要切題、還要重要。它的內容完全能套用到當前世界局勢（你在讀的時候應該也會帶入幾個政治人物）。 這讓我感到恐懼。為什麼一本八十年前出的書沒有過時？為什麼我們不斷重蹈覆轍，摧毀好不容易建造起來的一切？ 翻譯這本書並不容易。歐威爾的文字平實，卻充滿挑戰：農業相關用語、句式節奏，以及書中有的三首詩歌。《動物農莊》中提到各種農作物如乾草、苜蓿、甜菜渣；農業用具如打穀機、磙軋機和割捆機，皆需詳細查證。翻譯過程中，長句以逗號呈現，以保留原文節奏。文中兩首篇幅較長的詩歌〈英格蘭之獸〉和〈拿破崙同志〉也費了不少心思找到適當的韻腳。整個過程如同動物建造風車，反覆嘗試、崩塌、重建。原本預估幾個月完成，卻不斷延宕，對此深感抱歉。 本版本特別收錄兩篇作者序：分別是初版未收錄的〈出版的自由〉和烏克蘭語譯本序。歐威爾在烏克蘭譯本序寫道：「許多讀者讀完書後，或許會以為這個故事以豬和人類的完全和解作結。這不是我的意圖，相反地，我希望它結束在一個巨大的不和諧噪音之中。」因此，《動物農莊》是一個愈讀愈悲傷的故事。悲傷的是，不管初衷多麼美好，理想都會逐漸長歪、妥協。《動物農莊》可以作為一個大時代的政治寓言，也可以作為一個小人物的警語：我有美好的意圖，但走著走著，整個人變得面目全非，最後壞掉了。 那麼，不和諧噪音之後呢？壞掉之後呢？翻譯過程中我時常陷入一種極大的絕望。歷史在眼前不斷重演，我們是否被困在一個無法解脫的迴圈中？要落下多少顆原子彈人類才能和平共存？但或許歷史本就不是線性的，而是三步進兩步退的迂迴前行。我們沒有悲觀的本錢，因為我們必須持續奮鬥，即使眼前是一片荒原。 我們必須重讀經典，記住過去的好與壞，因為「掌握過去者，掌握未來；掌握現在者，掌握過去。」這是歐威爾後來在《一九八四》提到的。 最後，謝謝夏民一直以來的照顧，我無以回報。謝謝編輯建安的討論與建議，以及所有促成本書出版的夥伴。

圖文來自：逗點文創結社 /《動物農莊》導讀：沒有一本書能夠真正擺脫政治傾向 從英國作家喬治．歐威爾的《動物農莊》初版序文手稿〈出版的自由〉可以讀到，一九四五年《動物農莊》正式出版前，歐威爾曾向多家出版社投稿，卻因英國出版界顧慮蘇聯獨裁者而不敢發行。原來這類言論自我審查，曾發生在《動物農莊》出版歷程上。 經歷西班牙內戰（一九三六至一九三九年）的歐威爾，於一九四三至一九四四年之間寫作《動物農莊》，當時英國正經歷第二次世界大戰，在全國上下彌漫需與蘇聯軍事同盟的氛圍下，歐威爾創作了這部諷刺蘇聯當權者史達林的「成人童話」。 在一九四七年的《動物農莊》烏克蘭語譯本作者序中，歐威爾直言：「在民主國家中，極權主義的政治宣傳是如何輕易地操弄開明人士觀點。」表達他對於蘇聯極權主義政治宣傳，影響英國自由公民社會的擔憂。他說：「普羅大眾無法真正理解什麼是集中營、大規模驅逐、未經審判拘留、新聞審查等事情。他們所讀到關於蘇聯這種極權國家的一切，大多會自動轉譯成英國的情況，因而天真地接受了極權主義政治宣傳的謊話。」因為習慣生活在相對自由社會的人，難以想像極權主義到底是什麼。 《動物農莊》小說反映出歐威爾看到的政治現實。野心勃勃的公豬拿破崙，是政治領袖與獨裁者；動物及羊群，是跟隨起義的群眾與盲從政治宣傳的無知平民。 而這部作品困難的出版歷程，也折射出當時的政治情況。在自由開明的公民社會裡，卻流傳極權主義的政治宣傳。文化出版業者因擔憂冒犯作為盟友的獨裁者，而開始自我審查言論思想。 是以，《動物農莊》所描述的情境及小說出版歷程的困境，仍然在不同時間、不同國家，以不同科技形式重複上演，這是為什麼《動物農莊》小說到今天仍有讓人共鳴之處。獨裁者的壓迫、被獨裁統治者的恐懼，自我審查、如何存活、如何面對，人性之掙扎，在不同的時空，依然存在。 歐威爾在〈我為何寫作〉一文，提到寫作的四個動機：「一、純粹的自我主義。二、美學的熱情。三、歷史的衝動。四、政治的目的：使用最廣定義下的政治。希望將世界推往某個方向，改變其他人對他們應該追求的社會類型的觀念。沒有一本書能真正擺脫政治傾向。主張藝術跟政治無關的主張本身就是一種政治態度。」《動物農莊》便是歐威爾有意識的政治目的寫作。每個靠近獨裁政體的個人，都可從這篇小說裡找到某種映照。 作家，以寫作警示社會，以寫作面對恐懼，以寫作表達關懷；創作的初衷，來自於關心自己所在的社會，希望將世界推往某個方向。 每個人，有自己關心社會的方式；每個人，在各自能力範圍內，有各自可以做到的事。 創作者創作，研究者研究，出版者出版；還需要有讀者閱讀，並以自己的方式，開始行動。

關於張愛玲的生平與傳奇，早已無需多言。 她留下的作品，就像她筆下人物的命運——盛極一時，卻帶著難以磨滅的孤絕與蒼涼。這次皇冠推出的毛邊精裝限量版，格外挑起我的收藏欲望。 即便電子書如此便利的今天，我依然迷戀紙本。指腹摩娑紙頁的觸感，嗅見墨香與歲月堆疊的氣息，那種靜謐的沉醉，是螢幕取代不了的。這套紀念版，不只是「重讀張愛玲」的契機，更像是一場與書本的對話。 硬殼精裝覆以天然麻布，霧黑燙印低調卻華麗；紙張保留毛邊，讀者必須親手裁開書頁才能繼續閱讀。邊裁邊讀的過程，繁瑣卻有儀式感，彷彿一步步揭開張愛玲隱藏在文字深處的幽微心事。為此，我甚至覺得該準備一把拆信刀——這個在現代幾乎失去用途的小物，在此卻能重新展現它的優雅。 書中還收錄了張愛玲的親筆插圖與手稿字跡，搭配日本雪嵩輕塗紙的觸感，讓人不只是「看」她的作品，而是真正「觸摸」她的世界。 — 《傾城之戀》 短篇小說集一（1943） 這是張愛玲最震撼人心的代表作。她在繁華與衰頹之間捕捉人性的欲望與孤獨，讓愛與恨、華麗與蒼涼交錯成難以言喻的圖景。一爐沉香，一壺香片，一輪冷月，她用文字將一個時代挽留。《紅玫瑰與白玫瑰》 短篇小說集二（1944–45） 「也許每一個男子全都有過這樣的兩個女人……」一句話成為經典，也點破愛情的兩難。紅玫瑰與白玫瑰，激情與純淨，張愛玲筆下的人物總在選擇中失敗，在執迷裡沉淪。愛情在這裡不是救贖，而是欲望與幻滅的輪迴。《半生緣》 她寫下曼楨與世鈞的愛戀，從甜蜜到劫毀。一枚紅寶石戒指、一件破舊絨線衫，既是愛情的憑證，也預示幻滅的開始。張愛玲說：「我們再也回不去了。」半生輾轉，終究只留下無可彌補的遺恨。 — 在三冊之中，我最喜歡的篇章是《傾城之戀》裡的〈金鎖記〉。那股壓抑而強烈的慾望與禁錮，對人性深處的冷酷凝視，至今讀來仍令人心口一緊。 張愛玲的文字總能在華美與蒼涼之間，照見最真實卻難以直視的人性。 書封來源：博客來 圖片來源：皇冠文化

上週我們介紹了《長路》，那本讓人一路讀下去、心也跟著揪成一團的末日小說。但其實我們一直漏掉另一本同樣重要、而且氣質非常接近的經典——內佛．舒特的《世界就是這樣結束的》。 這本書的地位我一直知道，也看過不少人推薦，但始終沒真正打開來讀。真正拿起它，是在一個失眠的夜晚，想說隨便翻幾頁就好——結果一翻就停不下來。等天快亮的時候，我心裡還回蕩著一種沉默的重量，反而更睡不著了。 這本末日小說裡，沒有爆炸、沒有逃亡、也沒有災難現場。它和《長路》一樣，走的是極靜的路線——但兩種靜又截然不同。 如果說《長路》的沉默像是灰燼壓在胸口，每一步都走得沉重難耐，那《世界就是這樣結束的》則更像一封早就寫好的遺書：語氣冷靜、筆調平穩，但你很清楚，這封信的結局，沒有希望，也沒有例外。 📖故事設定在核戰之後。北半球已經全數滅絕，只剩下最南端的澳洲，暫時倖存。輻射正緩緩逼近，留給人們的時間只剩幾個月、幾週，甚至可能只有幾天。 但人們依然選擇過著「像平常一樣」的生活。有人照常上班、比賽車、喝咖啡，有人繼續栽種玫瑰、談戀愛，或開始安排該怎麼好好離開這個世界。越讀下去，越讓人心碎——因為這不是裝沒事，而是一種深層的理解：「既然結局已定，那就更該體面地走完最後這一段。」 書中有一對夫妻，他們知道自己和孩子都活不了太久了。可他們沒有崩潰，而是一邊過日子，一邊默默準備怎麼在最後時刻照顧彼此與孩子——包括如何溫柔地送孩子離開。那種「即使無解，也要體面道別」的決心，不煽情，卻讓人讀了心碎。 這本書其實非常理智、非常內斂，它不吶喊、不控訴，但每一句話都在悄悄問你： 當你知道一切都無法逆轉，你會選擇怎麼活？ 你還會種花嗎？還會餵魚嗎？還會說出那句一直沒說出口的話嗎？ 讀完之後，我重新去思考：「文明」到底是什麼？也許不是科技，不是制度，而是人在最極端的情況下，仍選擇善待彼此的那種體面。 這本書很安靜，卻會在你心裡留很久。 如果你喜歡《長路》那種「什麼都沒了，但我們還有彼此」的末日情感，《On the Beach》會是另一種靜靜讓人崩潰的版本。 它讓我想起 T.S. 艾略特在《空心人》裡的那句：This is the way the world ends Not with a bang but a whimper. 不管你平常讀不讀這類書，我都真心建議給它一次機會。這是一部可以讀很多次、而且每一次都有不同感受的作品。

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 你可聽到人民的聲音? Singing a song of angry men? 大聲唱著憤怒的歌聲 It is the music of a people Who will not be slaves again 這是決不再做奴隸之人的歌 這首熟悉的旋律，也許你聽過台語版《你敢有聽著咱的歌》，或粵語版《問誰未發聲》。它不僅是音樂劇的經典，也是無數抗議、學運與革命現場的精神號角——只要有壓迫的地方，就有它的回聲。 四十週年紀念版音樂會甫在台北落幕，觀眾席裡的哽咽才剛安靜，旋即又要在高雄衛武營響起。沒有旋轉舞台、沒有槍火硝煙，卻依舊只需前奏一下，便能讓全場自發合唱。 可是，在那首歌被譜成旋律之前，它只是雨果筆下的怒吼與嘆息。 《悲慘世界》寫了三十年，像一座流亡中的火山，終於在 1862 年噴發成書，後來才慢慢化成你我耳邊熟悉的歌。 — ▍寫給所有人的小說：雨果的野心，不止於法國 《悲慘世界》寫了三十年。 雨果曾寫信給義大利出版人，說出他對這部小說的願景： 『我不知道是不是所有人都能讀到這部書，但是，我寫這部書確實是為了所有的人。這部書既是給英國寫的，也是給西班牙寫的，也是寫給義大利，寫給法國、德國和愛爾蘭；這部書對奴隸制共和國的作用也並不比農奴制國家小。 社會問題不分國界。人類社會的深度潰瘍遍布全球，對此，兩個半球地圖上的藍色或紅色的國界線並不是障礙。 凡是男人愚昧無知，陷於絕望的地方，凡是女人為了一塊麵包而賣身，以及兒童因為沒有學習的書籍和取暖的火爐而痛苦的地方，我的《悲慘世界》都會來敲門，說道：「開門，我來找你們了！」』 — ▍尚萬強不是英雄，他只是選擇不再逃避 故事由一塊麵包開始，也幾乎終於同一塊麵包的重量。 十九年苦役、黃色身分證、一次又一次「我們不收你」的門神表情——直到卞福汝主教把銀燭臺留給他。那不是施捨，是命令：去成為一個更好的人。 於是尚萬強一直在跑：逃離警探賈維爾、逃離舊我，也奔向珂賽特、奔向那群尚未誕生的新世界孩子。他的善良並不乾淨，甚至帶著血跡與泥濘；可正因如此，我們才知道善良真正的形狀，往往長得不像雕像，而像一個遍體鱗傷仍願伸手的人。 — ▍這是一部悲劇，也是一個希望的起點 《悲慘世界》的「悲」，從來不只是命運的殘酷，而是當人性被逼至極限時，那一點點光的可貴。 芳婷賣髮賣牙，只為撐起女兒的未來； 小珂賽特在陌生人的懷抱中學會信任； 賈維爾死守法律，卻終於被善意顛覆信仰； 而伽弗洛許——那個革命中的街頭小孩，拿著手槍與歌聲上街的瞬間，無聲卻震耳欲聾。 他們不是完美的人，而是願意相信、願意愛、願意犧牲的人。 《悲慘世界》不是為上流社會而寫。它寫給那些在邊緣的人，寫給尚未找到出口的人。雨果說：「只要世界上還有愚昧與貧困，《悲慘世界》就不會是無益的書。」 它談的不只是十九世紀的法國貧民窟，而是制度如何將人絞碎、愛如何被迫隱藏、尊嚴如何在壓迫中被一點一滴奪走。 但它也告訴我們——在黑暗中，仍能選擇成為光。 — 當你打開這本小說，不是在翻歷史，而是在對照現實的影子。 你不必經歷逃亡、飢餓或潦倒，只要曾在生命某刻感到孤立、無助、無人傾聽——你就會明白，《悲慘世界》寫的不是別人的苦難，而是我們的共鳴。 看過音樂劇再讀小說，旋律會化為文字的節奏與節制； 讀完小說再回到劇場，每一段高音都像是有人朗誦你心裡那一行未說出口的句子。 兩種形式，一條脈搏，一個聲音—— 那是尚萬強的聲音，是伽弗洛許的聲音，也是你我，曾在黑暗中努力成為光的聲音。 圖片來源：寬宏藝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