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個世紀九○年代，台灣文學界指認出現了第一批原住民作家，確認「原住民文學」的出現是在「被壓迫」並且「族群自覺」後所由生的書面抗爭隊伍。於是，原住民文學率爾進入台灣公共論述而被議題化，「被壓迫」與「族群自覺」的肌理從而定調為「本土化」、「自覺性」與「抗議精神」的原住民文學，此單向度流風乃糾纏、迷惑、魅影以迄今，忽而略之原住民文學產生的基礎是賴語言（母語、神話、傳說、歌謠）作為起點。恰恰是在原住民作家冒起的九○年代，排灣族的溫奇（Ljavuras Giring）與卑南族的林志興（Agilasay Pakawyan）彷如相互唱和的詩作，則少見台灣文壇對原住民文學的注意與討論，這一方面是兩人的作品鮮少發表在報章雜誌，又一方面是兩人的詩作似乎是隱晦的、自我的，疏離著論者所以為的「原住民文學」，於是在解讀台灣原住民現代詩史的脈絡上只能顯現片面、單向的發展。幸而在三十幾年後的二○二三年，溫奇結集詩作《風吹南島》、林志興結集詩作《族韻鄉情》，得以彌補、豐富台灣原住民現 代詩史的空缺與單薄了。…… 詩人維吉爾曾為「詩人」寫下膾炙人口的佳句：「在一個孤伶伶的夜晚兩人走在幽黑的陰影之間。」讓我試著揣摩溫奇，我以為那「幽黑的陰影之間」正是詩的隱喻，這隱喻不是詩人發現了什麼新東西，恰恰相反，詩人寫詩是回憶起那些我們遺忘了的事物，柏拉圖說——那輕盈而帶翅膀的神聖之物。溫奇在一九九四年後詩創作嘎然而止，是因為那神聖之物斷翅而變得沉而重之，是那麼巧合嗎，就在國際原住民年第一個十年的第一年（一九九三年）結束之後？我想我必須回到維吉爾的在一個孤伶伶的夜晚那「兩人」，一個是詩人溫奇，另一個不是人，卻深藏在溫奇胸口一吋底下的心房。 今年五月初，時隔近三十年我再一次見到溫奇，當我們回憶那養成我們做為卑而微之的小知識分子的時代，不免還是深為感慨國家干預個人行為，乃至於是弱小族群，是大小通吃的國家主義要我們陶醉在一面管的無限寬廣的國家符號裡，我的反抗之道在於通過後殖民來到解殖民的想像裡，溫奇卻是從殷海光的哲學獲取了自由主義的養分，並珍而視之作為安身立命之所—深藏在心房。 事情就是這樣，溫奇將詩稿藏起來（未出版），我的責任是把它們找出來（出版面世），找出詩歌隱喻的美學體驗，而堅持美學從來就不需要定義，不論你稱它們是或否為「原住民文學」。在結束談話之前，我向溫奇說了一個好獵人的故事，那是關於火種的故事，我覺得我不應該再透露更多，因為好故事就像詩的隱喻一樣，總是妙在含含糊糊，我知道溫奇懂得我故事的隱喻就好，那是輕盈而帶著翅膀的—— 我認為，親愛的讀者也願意追尋溫奇的隱喻。 ——瓦歷斯·諾幹 2023.1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