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的作者鈴木英司是我的朋友。2016年7月，他在北京被捕時，我是產經新聞派駐北京的記者。很早就聽說他被中國的安全部門帶走，但這條消息，有很長一段時間我不敢報導。
因為我知道，這種事情一旦被媒體披露出來，就沒有迴旋的餘地了。我非常希望他只是被中國當局帶去問話，過不久就能夠出來。但是，事與願違。他還是被北京市國家安全局以「間諜罪」的名義逮捕，在招待所被「監視居住」了7個月以後被起訴。後來，在法庭上被判處有期徒刑6年。被關押到2022年刑滿釋放，才得以回到日本。
鈴木畢業於日本的法政大學。在大學時代受左派思潮的影響，年輕時就熱衷於勞工運動，並加入了當時的最大在野黨——日本社會黨。擔任過黨首土井多賀子的秘書，在日本政界，有一定的影響力。
鈴木從1980年代起，就積極推動日中友好，從1990年代起，開始在社會黨內負責日中交流，並組建了民間的日中友好團體「日中青年交流協會」，並擔任理事長。他曾訪問過中國上百次。經常帶領日本年輕人到中國內地的沙漠附近去植樹，並在日本募款，幫助中國貧困地區的青少年求學。為了推動日中友好，做了很多事情。後來他還到北京長住，在北京的多所大學擔任過客座教授，是一個不折不扣的「親中派」人士。
我和鈴木是在90年代末，在北京開學術研討會的時候認識的。因為我們兩個對日中關係的看法很不一樣，所以每次在一聊天就開始辯論。我批評中國共產黨，他有時會提出不同意見。他的主張基本上和中共官媒差不多，我笑他是「中共在日本的代言人」，他也不介意。
所以，當他在2016年7月被捕時，在北京和他有過交流的，當時在北京幾乎所有的日本記者都不相信，大家都認為「絕對不可能！」因為，大家都知道鈴木是一個堅定的左派在野黨人士，幾乎天天都在讚揚中國、批評日本。怎麼會是日本間諜呢？連我們都這麼吃驚，可以想見對他本人來說，一定有如晴天霹靂。
鈴木後來接受日本媒體時說：被逮捕後最辛苦的是被「監視居住」的7個月。不能見律師、不能見家人、不能看電視和書本報刊。二十四小時有人在旁監視，睡覺不能關燈。除了被提審的時間以外，只能一個人默默地坐在床前，也不被允許發出聲。只能在心裡默默地一遍又一遍唱著自己喜歡的石川小百合的「天城越」和「津輕海峽冬景色」。他說，他就是靠這兩首歌的歌詞鼓勵自己、撐過這7個月的。
最痛苦的，是所有的窗簾都被關上，完全見不到太陽。在7個月之中，他只有一次被允許到陽台上曬了15分鐘的太陽。還是在他苦苦哀求下才爭取到的。他說，自己也完全沒有想到，當坐到太陽下時，竟然淚流滿面。
鈴木認為，中國抓他的時候，應該也沒有什麼確鑿的證據。後來，他被起訴的理由非常荒謬。只是說他「在和中國朋友聊天時提到了，被北韓的最高領導人金正恩處決的姑丈張成澤一事」。當時全世界的媒體都在報導，根本就不是什麼「中國的國家機密」。後來聽說，可能是鈴木和一些共青團派的幹部走得太近，不小心捲入了中共內部的權力鬥爭。他們抓鈴木，是為了從他口中套出對某些共青團幹部不利的證詞。
這幾年中國一直非常熱心抓「日本間諜」。我在北京的時候，大概就有10個人左右被捕，後來都判了刑。他們之中，有像鈴木這樣的所謂「日中友好人士」；也有攝影愛好者，在海邊拍到了一些軍艦、潛水艇；還有受中國企業委託去探勘溫泉的技術人員，用設備不小心看到了地下的軍事設施；也有日本學者，在地攤上買了幾本被中共稱為「內部資料」的歷史文獻。在民主國家、這些都根本不是問題，但是在中國都會被以間諜罪重判。
日本二戰之後，就廢除了間諜法和反間諜法等法律，也沒有培訓在國外從事間諜活動的人員，更沒有編列有關預算。日本有和平憲法，對中國沒有領土野心。對日本企業來說，中國也沒有什麼技術可偸。這些所謂的「日本間諜」，和滲透進日本國會及各大企業的那些「中國間諜」比起來，根本不值得一提。
我曾在北京採訪過一位被定罪為日本間諜的76歲的老先生，去年在獄中去世了。他曾經是一個徹頭徹尾的親中派。早年在航空公司工作，好幾條中日之間的航線就是他主導開通的。晚年，他成立了一個中日技術人才交流的團體，把很多日本的退休工程師請到中國傳授技術，受到了中國各地方政府的歡迎。
但是，和他有密切關係的中共官員，基本上都是溫家寶系統的人。後來，習近平派為了打壓溫派，就把他以逃稅的名義抓起來，後又轉成間諜。聽說，主要是想從他嘴裡掏出一些溫派官員的貪腐證據。他就這樣稀裏糊塗地成了間諜，被判刑12年。關押後幾年身體不好，太太和日本政府想幫他辦保外就醫，還被中方拒絕。
今年3月，我的另外一位朋友，一位在北京住了20年以上的日本製藥廠高管，也在北京被以「間諜罪」逮捕，後來被正式刑事拘留、起訴。這位高管到底進行了什麼樣的「間諜活動」？中方至今沒有任何說明。
前不久，以「洩漏國家機密罪」被中國政府關押了三年的澳洲籍華裔記者成蕾，獲釋返國。她在接受澳媒訪問時披露，被拘留的原因是，違反限時發佈的禁令，在正式報導幾分鐘前分享了一則政府簡報。
這種情況在媒體業界為了搶新聞，偶爾會出現。一般會被抗議；有的時候會被處罰一個月或更長的一段時間，不讓提前拿到政府簡報。但是，像成蕾這樣，被抓起來關3年，絕對是反應過度。成蕾被捕時，正好趕上澳洲政府在新冠疫情問題上批評中國，外界一般認為，她的被捕是對澳洲的一種政治報復。
中國這幾年抓了很多境外人士。幾年前，加拿大政府扣押了華為創辦人任正非的女兒孟晚舟。中國就以「涉嫌從事危害中國國家安全的活動」為理由，在中國抓了兩名加拿大公民。
我的另一位好朋友，八旗文化出版社的總編輯富察，也是今年3月在上海被帶走。富察是我3年前來到台灣之後最早結識的朋友之一。我有好幾本書的中文版，都是由他經手出版的。他知識淵博、談吐風趣，是我的良師益友。在他的用心經營之下，八旗出版了很多歷史和國際關係方面優質的中文書籍。
日本安倍晉三前首相去世之後，八旗緊急出版的《安倍晉三大戰略》是一部全面闡述安倍戰略思想的好書；今年二月出版的《新疆——被中共支配的七十年》填補了中文書籍中，對新疆問題論述不足的空白。
自從香港的言論自由被中共全面打壓，香港的出版業全面塌方之後，由富察主導的八旗出版社可以說是中文出版界裡一面捍衛言論自由的旗幟，一直替很多流亡海外的自由派發聲。
但可能就是因為這種做法，觸犯了中共的玻璃心。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三十五條明文規定「公民享有言論、出版的自由」，富察的行為並沒有觸犯中國的法律。況且，富察的出版活動是在中國政府的治權管轄不到的台灣進行的。按照今天的國際常識，中國當局是沒有任何正當理由羈押富察的。
習近平曾經在公開場合上說過：「對中國共產黨而言，要容得下尖銳批評，做到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富察的被捕，再次證明了以習近平為首的共產黨人說話不算數。
富察曾經在上海的出版社工作過，事業上相當成功。但是，他後來選擇了來台灣，因為台灣有出版、言論自由，還有他喜歡的空氣和家人。
富察回中國，是在取得中華民國國籍之後，按照規定，為了放棄中國國籍，而不得不回去的。但是，卻讓他因此失去了自由。中共可能是想透過秘密羈押富察，試圖達到寒蟬效果，讓自由派從此不敢發聲。富察的被捕，說明中共已經把它的髒手伸進了台灣的言論自由、出版自由的領域。台灣社會應該團結起來，一致譴責中共的無法無天、堅決捍衛台灣的主權和自由。
現在，中國國內以間諜罪在服刑的台灣人，至少幾十個，也有一說，說有100人以上。大部分是台商，也有一些藍營的學者，綠營的好像只有李明哲。他們和那些所謂的日本間諜一樣，基本上都是冤枉的。今後，日本和台灣在營救被捕國人的問題上，也有很多的合作空間。
最近中國共產黨到處抓人。我的很多朋友、故交紛紛入獄，心情非常沈重。曾經聽過一句老話，「上帝要他滅亡，必先使他瘋狂」。中共在習近平的統治下，似乎已經進入了一種類似瘋狂的模式。三年多前我剛到台灣的時候，因為經常在媒體上批評中共，遇到很多人問我說：「你還能去中國嗎？」現在，則經常有台灣人問我：「我能去中國嗎？」中國已經變成了一個充滿風險的地方。
我很高興見到鈴木把自己在監獄中的經歷寫出來，希望他的這本書，有助於讓大家更加看清楚中國的真相。
2023年12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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