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文來自：逗點文創結社 / 文角時穿》《動物農莊》拿破崙的#OOTD與他的隨身公事包開箱！ 從齊頭平等的革命同志到居高臨下的動物農莊CEO，拿破崙證明了「有些動物確實比其他動物更懂時尚」——看他如何大膽打破『四條腿好，兩條腿壞』的過時審美，換上剪裁俐落的雙排扣大衣，手持象徵絕對控制權的皮鞭。這不只是一套#OOTD，更是權力形狀的具體拿捏！想從社畜晉升為莊園CEO？這堂『獨裁者穿搭術』你非學不可。 █ 農莊獨裁者#OOTD穿搭分享！ 今天的主角是： 我們的「領袖」、一頭很大且看起來凶悍的盤克夏公豬——拿破崙同志！他的今日穿搭不再是簡樸的革命風格，而是徹底繼承了被推翻的人類精英特權，完美演繹了極權的誕生。拿破崙的這套服裝公然違反了「動物絕不可穿衣服」的戒律，宣示了他是高高在上的統治者： 上身： 他穿著黑色雙排扣大衣，象徵他從事的是「監督和規劃」的腦力工作。 下身： 配上棕色馬褲和皮綁腿。 配飾： 他配戴著自己授予的「動物英雄，一等勳章」、「動物英雄，二等勳章」，以及「綠旗勳章」，用來型塑英雄光環，打造不容質疑的氣場（超級賽亞人等級了）。 道具：手中緊緊握著一條鞭子。這條鞭子是人類暴政的終極象徵。 拿破崙腳也太長了吧，你長腿叔叔逆？！（圖像生成：Google Gemini ／ 提示詞設計：陳夏民） █ 隨身權力清單（What's in my Bag?） 拿破崙的What's in my bag！（圖像生成：Google Gemini ／ 提示詞設計：陳夏民） 拿破崙的「包包」裡裝的不是勞動工具，而是他用來控制和腐蝕心智的極權具體工具。既然穿得那麼帥氣，好像要去上班的樣子，當然就要讓他使用高檔的「真皮」公事包！ 一起來看看拿破崙的What's in my bag！ 1. 鞭子： 不是在手上，就是在包包裡！鞭子是人類暴政和奴役動物的終極象徵。拿破崙公開持有鞭子，代表他徹底從革命者轉變為他所推翻的暴君，且權力高於所有動物。 2. 威士忌酒瓶： 豬仔們發現了地窖裡的一箱威士忌，並為了飲酒將戒律從「動物絕不可飲酒」篡改為「動物絕不可飲酒過量」，代表統治者為了滿足私慾，肆意扭曲法律和意識形態。 3. 五英鎊紙鈔： 先不管拿破崙手頭上的鈔票是真是假，光是為交易木材而接受紙鈔，就代表他為了利益與人類世界進行交易，違反了最初革命「動物絕不可用錢，或進行任何買賣」的戒律。 4. 方糖： 象徵極度不平等與獨佔。方糖是拿破崙個人專屬的奢侈品，他甚至禁止其他豬吃，確立了統治階級與勞動階級的巨大差異。 5. 《給初學者的電力指南》等書： 代表知識與壟斷權力。拿破崙利用這些專業書籍進行「監督和規劃」，將知識轉化為控制其他缺乏教育的動物的工具。原來文字可以那麼可怕！ █ 《動物農莊》中的暴君拿破崙的角色塑造，暗示了什麼？ 沒讀過《動物農莊》，也應該聽過這句！（圖像生成：Google Gemini ／ 提示詞設計：陳夏民） 喬治·歐威爾透過拿破崙的故事警告全世界的讀者：極權統治必將吞噬革命的初衷。 革命的七條戒律最終被篡改為一句話：「所有動物一律平等，但有些動物比其他動物更平等」。這句嘲諷揭示了史達林式的獨裁如何將社會主義烏托邦轉變為與法西斯政權如出一轍的極權體制。 當權力無限擴張時，它會「否定雙眼看見、雙耳聽聞的一切證據」。拿破崙的一切，從他身上的衣服到手中的鞭子，都印證了歐威爾的警告，假如你鼓勵極權手段，終有一天這些手段可能會反過來對付你。最終，農莊動物們意識到，自由不應建立在奴役之上。真正的自由，在於「對權力永無休止的監督與抗爭」啊啊啊啊啊。不過也已經太晚了啦！動物們已經活在恐怖片裡面了，希望我們不會重蹈覆轍......

圖文來自：逗點文創結社 /《一九八四》導讀：脈絡中的《一九八四》 台灣社會對經典之作《一九八四》並不陌生。這本政治寓言小說歷久彌新，不因現實中的一九八四年過去而過時，其中所描繪的反烏托邦情節，在當代仍然經常引起共鳴。 逗點文創結社與台大翻譯所合作推出新譯本，不只詞彙、句法用心融入當代台灣的語境，讀來極為流暢，對歐威爾精心打造的思想體系及語彙概念的翻譯，也相當到位，能更深入思考作者在情節安排上的前後呼應。新讀者能夠順暢地感受經典，也適合推薦給非初次接觸本作的老朋友，細品本書之於當代的意涵。 簡單回顧《一九八四》在台灣的譯介歷程，可說與每個階段的政治情勢、社會氛圍有相當直接的連動1。據學者研究，在原文出版（一九四九年六月八日）未滿一年時，一九五〇年的台灣就有了「搶先看」原作第一部節譯本（王鶴儀譯，華國出版）；一九五三年出版的紐先鍾譯本，原為供中廣廣播之用，再經曾虛白推薦，才由大中國圖書公司出版。曾虛白是當時黨國重要的宣傳官僚，不但是國民黨的中央改造委員，也兼任中廣副總經理、中央社社長2。他更親自為該譯本作序，明確定位《一九八四》為「反共文學」先鋒。一九六七年，萬象文庫以萬仞為筆名，再次出版紐先鍾譯本；一九七四年，黎明出版的彭邦楨譯本，其實與紐先鍾譯本大多雷同，幾乎等於再版。這個階段的譯本，皆強調本書的反共性質，譯介出版甚至帶有官方宣傳色彩。然而，察其譯文與原書比對，多有改寫或刪節、省略之處。何以致之？ 當時主政的國民黨雖自稱「自由中國」，但一部標舉自由民主人權價值的《中華民國憲法》，事實上被戒嚴、動員勘亂的戰時體制架空，以反共抗俄的戰爭之名，行極權統治之實，與《一九八四》書中所述極為相似；而書中思想警察與言論審查（乃至於自我審查）的情節，也與現實中的白色恐怖氛圍、情治機關手段若合符節。本書雖被當作反共宣傳利器而受黨國所推崇，但對極權政體的露骨描寫，仍不免有諸多必須調整的隱諱之處。反極權的思想，一但逸脫反共的框架，便不再為當局所容，修改後的譯本也模糊了原作的本來面目。 相對的，同樣在一九七四年由桂冠出版的邱素慧譯本，雖然掛名譯者的確切身分成謎，但譯本除了大致能夠忠實地照譯原文外，還特別在時隔二十餘年後，轉載了已被黨國迫害、不幸病逝的殷海光教授，一九五一年刊載於《自由中國》的評介。這個試探步，可說是當時政治情勢變遷的先聲，才讓本書在台灣初步走出反共文學框架。 嗣後，隨著台灣逐步民主化，各種譯本不斷推出。例如一九八四年，由皇冠出版的香港譯者劉紹銘版本，是台灣首次包括書末附錄的新語語法均有譯出的全譯本。另外，印刻在邱素慧譯本的基礎上，由張靖之補完的新譯本，則是特意選在原書出版六十年後的二〇〇九年六月八日出版，號稱是一甲子以來，台灣第一個正式獲得授權出版的譯本。 隨著冷戰結束、鐵幕瓦解，《一九八四》已走出反共文學窠臼，社會對書中情節共感的對象，也從政治理念上的反極權，轉移到書中所描繪無孔不入的監控科技。 歐威爾的預言，雖然未在現實中的一九八四年成真，但是隨著影像監控日益普及、網際網路從有線走入無線、人人手上都有智慧型手機，加上社群媒體與大數據時代來臨，在在讓人對歐威爾筆下無所不在的監視，與伴隨而來的思想控制，產生愈來愈強的既視感。近來，許多對本書的導讀或引述，都將前述各種科技應用的新發展，以及書中的電傳幕、各種監控技術做類比，藉以示警這些日新月異的科技，將如何威脅當代個人的隱私與自由。 這是將《一九八四》從反極權的政治寓言讀回了科幻預言，在這樣的類比下，此刻的我們，正生活在比過去任何一個時代更龐大的觀測之下，似乎應該感到更加不安。「老大哥看著你」的重點，從「老大哥」轉移到了「看著你」。彷彿是這些科技本身，而非政治思想才是極權的來源，任何對這些科技的推動與應用，都應該懷疑、警覺甚至反對並阻止，尤其是當公權力試圖應用或介入這些科技時，像是台灣社會對數位身分證的疑慮，科技偵查法草案、數位中介服務法草案的立法爭議等，可說都是這份警覺的具體例證。 但是，我們不該忘記《一九八四》最重要的核心主題，終究是對極權體制的反思。書中對監控科技與文化產製的描寫，雖然現在看起來像辛普森家庭式的預言，但實際上，只是為了呈現在故事中，如何做到全盤控制思想的文學想像。歐威爾自己可能也不曾想到，當故事的主角溫斯頓還沒滿八十歲（一九八四年時他三十九歲），當代的監控科技早已追上、甚至超越當年的虛構，而且仍在持續進步。但書中的極權政體之所繫，其實並非立基於科技發展，而是來自對純粹權力的狂熱與集體信仰。 小說開頭，溫斯頓寫下疑問：「我明白他們如何做到，卻不懂他們為何要做？」在故事尾聲，由歐布萊恩以絕不偽善的方式回答：「黨會尋求權力完完全全是為了自己……我們很清楚沒有任何人是以放棄權力為目的來爭奪權力的。權力不是途徑，而是目的。世上沒有為了守護革命運動的成果所以建立獨裁政權這種事，只有為了建立獨裁政權才發起革命。迫害的目的就是迫害。折磨的目的就是折磨。權力的目的就是權力。」 為此，必須堅持老大哥無所不能、黨永遠是對的，當與事實脫節時，就運用權力規訓記憶，修改所有人的心靈（重思！），甚至包括從此二加二等於五。科技在這套體制扮演的角色，只是其中一環，極權政體也未必追求科技的持續發展。統治者小心翼翼確保的，是科技只能用在維護自己權力的面向上，甚至小說中也提到，過剩的生產力，必須在永續戰爭中消耗掉，以免威脅到老大哥。 是以，我們必須時時刻刻警醒的，並不能粗糙地化約為反科技，也不僅僅只是監控科技帶來的隱私及資安風險。科技會帶來什麼樣的影響，端看人類如何運用它。社群平台可以是一呼百應串連對抗當權者的利器，也可能在牆國成為當權者強而有力的監控工具。「老大哥」可能是傳統意義上的政治獨裁者，也可能是跨國資本；可以是具體的個人，或是像英社黨那樣的集體極權。面對科技運作的議題，應該要細察科技運用的監理與背後的權力關係，是否仍在民主與法治原則的制衡之下，針對制度安排有更細緻的討論與行動，不讓單一的「老大哥」專斷掌控。我們或許需要科技，但永遠不需要「老大哥」。 作者簡介： 黃世杰，桃園客家人。曾任職於中研院法律所、桃園市政府，第十屆立法委員，現為法務部政務次長。 注： 1.參考蔡昀汝。〈譯者的知識份子角色──以喬治歐威爾《一九八四》譯本探討政治背景對翻譯之影響〉。碩士論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翻譯研究所，二〇〇七。李明哲。〈從歐威爾《一九八四》中譯本看政治意識形態對文學翻譯的影響〉。碩士論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翻譯研究所，二〇一〇。以及Shan, Te-hsing. “The Reception of George Orwell in Taiwan.” Concentric：Literary and Cultural Studies 40 (2014): 97-125. 2.林果顯 。〈來臺後曾虛白的宣傳工作與理念(1949~1994)〉。《國史館館刊》39 (2014) :117-157。

圖文來自：逗點文創結社 /《動物農莊》喬治．歐威爾創作背景導讀：書寫暴政的人 本名艾瑞克．布萊爾（Eric Blair）的喬治．歐威爾（George Orwell），一九○三年出生於英屬印度的孟加拉管轄區。他的祖父是英印軍的軍官，父親是印度總督府的基層公務員，母親則來自在緬甸經營茶葉種植的法國家族。這樣的「全球化」家庭背景，反映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西方殖民主義擴張的縮影。 歐威爾未滿一歲便隨母親和姊姊返回英國牛津 ，八歲時被送往寄宿學校，從此與家庭關係逐漸疏離，尤其與父親更少有接觸。在歐威爾眼中，父親僅是個頑固老人。有學者認為，這種與父親的疏離，成為他日後質疑權威的源頭。但比起這種心理分析解釋，他在寄宿學校的慘痛經歷或許影響更為深遠。 歐威爾形容自己的學校生活是「充滿暴力、欺瞞和祕密的世界」。以獎助生身分入學的歐威爾，背負沉重的升學壓力，不僅遭受嚴厲的體罰，還被逼著考進名校，甚至一度因恐懼而尿床。相比之下，那些富家子弟無論表現如何，都不會受到懲戒。這段寄宿學校的經驗，讓年少的歐威爾深刻體會權威的壓迫與不公。 後來歐威爾順利考入名校伊頓公學，但在十九歲畢業時，他毅然放棄升讀大學的菁英之路，選擇前往緬甸擔任殖民地警察。一九二○年代在殖民地的執法經驗，讓他親眼目睹殖民者對待當地人民的殘暴和苛刻。服務五年後，他辭去這份穩定的公職，投身寫作。一九三四年，他發表第一部小說《緬甸歲月》（Burmese Days），詳盡描繪殖民地的不公不義，並和同時代許多有志青年一樣，懷抱扶弱濟貧的左翼理想。 歐威爾的轉變 正如史家艾瑞克．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所言，二十世紀是「極端的年代」（The Age of Extremes）。當十九世紀的帝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戰火中逐漸衰落，左右意識型態的激烈對立貫穿了整個時代。一九一七年，列寧（Lenin）領導的十月革命推翻了俄羅斯帝國，並在內戰中建立了蘇聯，象徵共產主義的勝利。隨後，一九三○年代右翼納粹德國崛起、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五年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及戰後美蘇對峙的冷戰局面，無不反映出左右陣營衝突的深遠影響，其餘波甚至影響至今。 歐威爾雖是作家，卻從來不是那種只待在書房埋首寫作的創作者。一九三六年西班牙內戰爆發，西班牙左翼政府面對佛朗哥率領的右翼叛軍挑戰，許多懷抱左派理想的青年紛紛前往西班牙參戰，支持共和政府。新婚僅一個月的歐威爾，也立刻動身前往西班牙，加入馬克思主義統一工人黨（POUM），並親赴前線作戰。他甚至在戰場上遭到狙擊，險些喪命。 然而，真正打擊歐威爾的不是肉體的傷勢，而是在戰爭期間親眼目睹共和軍的內鬥，不同派系之間彼此攻訐，手段惡劣，對內清洗的力度甚至超過了與法西斯軍隊的對抗。身心重創的歐威爾和妻子僥倖逃回英國，這短短七個月徹底改變了他，促使他完成了紀實作品《向加泰隆尼亞致敬》（Homage to Catalonia）。在書中，歐威爾敏銳地察覺史達林（Joseph Stalin）掌權的共黨陣營，已不再是社會主義的烏托邦，而是和法西斯政權如出一轍的極權體制。正如學者所指出，經過西班牙內戰的洗禮，歐威爾成為極權主義最嚴厲的批判者，進而完成了《動物農莊》和《一九八四》這兩部曠世巨作。 對極權的批判 在二戰尾聲，作為民主熱切的擁抱者，歐威爾眼見二戰戰火導致極權被視為不得不然的合理選擇，讓他深感不安，意識到極權體制很可能席捲戰後世界，《動物農莊》和《一九八四》就是他替世人敲響的警鐘。在兩部小說之間，他撰寫了短文〈我為何寫作〉，其中語氣激昂地指出，他筆下的每一行文字，都是對極權主義直接或間接的挑戰，同時也是對民主的呼籲。他認為，生於動盪不安的時代，寫作者無法迴避政治議題，在不損藝術性和知識深度的前提下，應以寫作揭穿謊言，讓世人留意真相。 《動物農莊》的寓言，可視為上述宣言的具體實踐。在寫作上，歐威爾繼承十九世紀以來英國文學將動物擬人化的書寫傳統，藉由描繪一群農場動物推翻人類主人，結果反而被豬奴役的故事，不僅諷刺史達林的獨裁，並揭示革命的狂熱終究是如何走向獨裁。當農莊革命時立下的戒律，最終被篡改為「所有動物一律平等，但有些動物比其他動物更平等」，這句話便成為對史達林獨裁統治的犀利嘲諷，也對任何形式的革命狂熱與偶像崇拜提出深刻反省，更是向世間獨裁者的虛妄與邪惡發出警告。 他強調，不論動機看似多麼高尚與良善，都不應以罪惡的手段進行：「假如你鼓勵極權手段，終有一天這些手段可能會反過來對付你。當未審即監禁法西斯分子變成常態，這個手段或許不會止於對付法西斯分子。」唯有回歸並堅持自由的本質才是解方，尊重並傾聽每一個不同的意見，讓每個小我獲得應有的發聲權利，才能建立健康的共同體。絕非盲目、忠誠地服從某個領袖，賦予其無限權力，自願為奴。 如果《動物農莊》是以蘇聯為藍本的諷刺寓言，《一九八四》便是歐威爾對戰後極權主義擴散的全面批判。 在這部反烏托邦小說裡，歐威爾構築了一個極權統治下的國家，利用這樣的舞台，他將極權統治的手法一一剖析。「老大哥」領導的黨控制了整個社會，藉由思想警察對個人進行無所不在的監控，並利用「真理部」不斷改寫與定義事實，寫下官方版本的真相或歷史，作為思想的宣傳和洗腦，讓人們將「老大哥」當作信仰般地盲從與崇拜。 書中充滿對於極權統治的洞見，反映出歐威爾對政治現實的敏銳。他意識到極權統治，絕非只限於納粹德國或史達林蘇聯，不是行將走入歷史，一時一地的特殊個案，而是在冷戰框架下，蠢蠢欲動的洶湧暗潮。在他可預見的未來，世界各地的大小獨裁者，都將不斷地複製、運用極權的手段，取得權力，控制人民。這些邪惡亦將逐漸擴散，腐化扭曲民主的陣營。因為極權的核心本質就是全面控制，讓己身的權力可以無限擴張，無法容忍世間有允許人們自由發聲和思考的價值體系存在。 《一九八四》最令人震撼的敘說，或許是那「二加二等於五」的隱喻，老大哥不僅塑造真實，並且逼著人們相信，這是極權內在必然的邏輯，他們必須否定世界上一切常識的認知，「要你否認雙眼看見、雙耳聽聞的一切證據」，只求自身權力的延續與膨脹。更可怕的是，當權力無孔不入地介入人的生活，一切都呈現混淆與模糊的狀態，不知不覺，我們失去了反駁獨裁者教條的勇氣與能力。「自由就是能說二加二等於四的自由」，書中這句話看似簡單，卻道盡了極權統治的恐怖，以及人身為人必須死守的基本底線。 這或許也是以小說家之姿對抗極權的歐威爾，一生的自我期許，和《動物農莊》初版序言裡那句：「假如自由代表著什麼，那就是有著說出人們他們不願聽到的話的權利。」遙相呼應。 如同那首今日已然變調，甚至無法再被傳唱的歌曲：「從來就沒有什麼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創造人類的幸福，全靠我們自己！」唯有每個人都獲得尊重和保障，社會才能有美好的前景。無知從來不會帶來力量，自由不應建立在奴役之上，和平從來不是對獨裁者的屈服，而是對權力永無休止的監督與抗爭。 一九五○年，歐威爾因肺病去世。冷戰與後冷戰的世界，極權的獨裁者依舊於世間橫行，吞噬著無數的靈魂，無所不用其極地破壞民主。歐威爾留下的警世之聲，彷彿成為一個悲痛的預言，等待後人去傾聽、理解與實踐，那屬於自由的真諦。 參考書目 • 喬治．歐威爾（George Orwell）著，黎湛平譯，《向加泰隆尼亞致敬》（Homage to Catalonia），台北：貓頭鷹出版社，二○二二。 • 喬治．歐威爾（George Orwell）著，張弘瑜譯，《我為何寫作》（Why I Write），台北：五南出版社，二○二二。 • 湯瑪斯．瑞克斯（Thomas E. Ricks）著，洪慧芳譯，《邱吉爾與歐威爾》（Churchill and Orwell: The Fight for Freedom），台北：麥田出版社，二○一九。 • 艾瑪．拉金（Emma Larkin）著，黃煜文譯，《在緬甸尋找喬治．歐威爾》（Finding George Orwell in Burma），台北：衛城出版社，二○二一。

圖文來自：逗點文創結社 /《動物農莊》譯後記：我們沒有悲觀的本錢 朋友聽到我在翻譯《動物農莊》時多半會露出不置可否的表情：這本書不是有很多譯本了嗎？不是經典嗎，為什麼要重譯？有必要讀嗎？一開始我不知道如何回答，喬治．歐威爾和他最有名的兩本書已經變成某種神話，你不用讀過好像也能侃侃而談（例如「老大哥在看著你」）。 現在我可以回答了。因為這本書比許多當代文學還要當代、還要切題、還要重要。它的內容完全能套用到當前世界局勢（你在讀的時候應該也會帶入幾個政治人物）。 這讓我感到恐懼。為什麼一本八十年前出的書沒有過時？為什麼我們不斷重蹈覆轍，摧毀好不容易建造起來的一切？ 翻譯這本書並不容易。歐威爾的文字平實，卻充滿挑戰：農業相關用語、句式節奏，以及書中有的三首詩歌。《動物農莊》中提到各種農作物如乾草、苜蓿、甜菜渣；農業用具如打穀機、磙軋機和割捆機，皆需詳細查證。翻譯過程中，長句以逗號呈現，以保留原文節奏。文中兩首篇幅較長的詩歌〈英格蘭之獸〉和〈拿破崙同志〉也費了不少心思找到適當的韻腳。整個過程如同動物建造風車，反覆嘗試、崩塌、重建。原本預估幾個月完成，卻不斷延宕，對此深感抱歉。 本版本特別收錄兩篇作者序：分別是初版未收錄的〈出版的自由〉和烏克蘭語譯本序。歐威爾在烏克蘭譯本序寫道：「許多讀者讀完書後，或許會以為這個故事以豬和人類的完全和解作結。這不是我的意圖，相反地，我希望它結束在一個巨大的不和諧噪音之中。」因此，《動物農莊》是一個愈讀愈悲傷的故事。悲傷的是，不管初衷多麼美好，理想都會逐漸長歪、妥協。《動物農莊》可以作為一個大時代的政治寓言，也可以作為一個小人物的警語：我有美好的意圖，但走著走著，整個人變得面目全非，最後壞掉了。 那麼，不和諧噪音之後呢？壞掉之後呢？翻譯過程中我時常陷入一種極大的絕望。歷史在眼前不斷重演，我們是否被困在一個無法解脫的迴圈中？要落下多少顆原子彈人類才能和平共存？但或許歷史本就不是線性的，而是三步進兩步退的迂迴前行。我們沒有悲觀的本錢，因為我們必須持續奮鬥，即使眼前是一片荒原。 我們必須重讀經典，記住過去的好與壞，因為「掌握過去者，掌握未來；掌握現在者，掌握過去。」這是歐威爾後來在《一九八四》提到的。 最後，謝謝夏民一直以來的照顧，我無以回報。謝謝編輯建安的討論與建議，以及所有促成本書出版的夥伴。